第二，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将某项立法权授予国务院或地方人大，后者再将其授给其他国家机关。
因为后者旨在追究失信责任并由此填补失信者对信用的危害，而信用修复既不能降低失信者已经造成的社会危害，也不基于失信者对社会的重大贡献。当下不少信用立法将违约行为视为失信行为，施加失信惩戒。
王伟：《失信惩戒的类型化规制研究——兼论社会信用法的规则设计》，载《中州学刊》2019年第5期，第46页。其二，不利于各层次、各类型失信惩戒手段的体系化。故此，失信惩戒只有从管控风险的角度来理解、建构，才能激发市场主体提供信用信息的积极性，为广泛的联合共治建立坚实的信息基础。信用的道德规范维度源于、依附于信用的资源配置维度，两者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1]参见王瑞雪：《政府规制中的信用工具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59页。
而且，失信惩戒本身也被人为地分割为需要以行政处罚体系来规范、救济的行为，与不需要也不能以行政处罚体系来规范、救济的行为。但是，直到参与招投标被拒之前，该市场主体都不会知道其已经被列入黑名单，更不会知道原因与过程。[23]其次，立法的形式不同。
（一）事前准入：扩大禁止立法权转授原则的适用范围《立法法》第12条确立的禁止立法权转授原则仅适用于基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授权决定作出的授权立法，这在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的时代有其必要性。目前，法院在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中能够做的并且最需要做的，就是阻断某些对公民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转授权立法的法律效力。[4]See Peter H.Aranson,Ernest Gellhorn Glen O.Robinson,Theory of Legislative Delegation,68 Cornell Law Review 1,6 (1982).[5]参见孙某英、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宣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征收补偿决定及行政复议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行终513号行政判决书。根据农业农村部的转授权，长江流域不少沿线城市将禁捕期提前到2021年1月1日之前。
[69]如果该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公民权益产生显著影响，而仅仅是国家机关内部的管理性文件，那么应当尊重国家机关的自主性。并且，执行立法与法条授权立法是分开进行、并行不悖的
初级立法属于创制性立法，无需上位法授权，而次级立法基本上都是执行性立法，需要上位法的授权才能在特定范围内就特定事项进行立法。参见刘志鑫：《从法律保留到法律先定》,《中外法学》2022年第6期,第1649页。据此,农业农村部制定了《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管理办法》。[26]变通型立法权转授，是指最上位的立法机关作出的授权立法允许下位立法者对上位法进行变通或暂停适用，而后者又将该项立法权授予其他机关。
恰恰相反，对立法权转授的附带审查相当必要且刻不容缓。三、禁止立法权转授的依据（一）禁止立法权转授的理论依据对于转授权行为，西方法治国家有法谚云：授权的权力不能再转授（Delegatus Non-Potest Delegare）,在实践中奉行禁止权力转授原则。对此，可考虑将《立法法》第12条前移至第一章总则部分，置于《立法法》第6条之后，作为继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后的一项立法原则。西方法治国家有授权的权力不能再转授之法谚，对立法权转授严格控制。
[14]在这种立法权二元结构之下，行政立法权几乎都属于授权立法。[19]我国香港地区也将法条授权视为授权立法的主要形式。
譬如，2020年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43条又授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会同香港国安委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43条实施细则》。立法权转授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即A机关在B机关的法定职权之外，将某项立法权授予B机关，而B机关又将这部分立法权部分或者全部授予C机关。
[55]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59页。在一些行政诉讼案件中，尽管不断有当事人援引《立法法》第12条第2款质疑立法权转授行为的合法性，但常常得不到法院的支持。[64]例如,《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0条将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准的制定权交给了设区的市、县（市、区）。[53]对于地方规定与上位法相抵触，或者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而减损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情形，法院可以不参考地方规定而径直适用上位法律法规。第四，立法权转授往往以法条授权的方式出现，行政立法是立法权转授最为集中的领域，因此转授权立法相当隐蔽，也比普通的授权立法更难监督。对此，法院似乎认为《立法法》第12条不适用于案中情形，因而未正面回应原告主张，而以其他理由判原告败诉。
同样的情况还可见于《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5条和第8条，[57]以及《房产税暂行条例》第6条和第7条。例如，《食品安全法》第27条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国务院标准化行政部门提供国家标准编号。
[39]（二）禁止立法权转授的法律依据现行《立法法》第12条第2款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68]减少授权立法层级的另一个办法是将某些初级授权立法变为被授权者的职权。
纳税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第三，如果授权是严格的意义上（in the strict sense）的授权，那么禁止在没有明示或明确暗示的情况下进行转授权。
[18]此种对授权立法的限缩解释并非规范层面的圆满答案，而是未找到确切识别法条授权立法与执行立法的权宜之计。参见邓世豹著：《授权立法的法理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立法机关有必要将禁止立法权转授原则确立为《立法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授权立法主体应当尽可能运用跨层级授权来避免立法权的转授，此外还应将立法权转授纳入人大备案审查和法院附带审查的范围，从而实现对立法权转授的合法性控制。[47]同样的情形还可参见戴月琴等诉江苏省人民政府案。
法条授权立法一般是在规定某些具体事项时以由××机关作出规定由××机关另作规定由××机关特别规定由××机关补充规定由××机关变通规定等方式授出。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68]具体方案可参见王建学：《关于系统修改〈立法法〉改革立法授权条款的建议》,明德公法网, http://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14848,最近访问时间[2023-02-13]。如果扩大适用《立法法》第12条的禁止立法权转授原则，税收行政立法中大量根据立法权转授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都将面临合法性危机。
三是附加条件的肯定说，即如果转授权附加了一定的条件（如限定转授权的范围等）,那么转授权有效。国务院制定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并未对该条进行具体化，而是又专门制定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作出具体规定。
第二，立法权转授应当坚持一事一授权原则，禁止一揽子授权。（3）授权立法中的某些事项专业性强、变动快，需要对其进行立法权授权。据此,台州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公布椒江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费、临时安置费及非住宅房屋征收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标准的通知》（台政函[2017]57号）。[24]（三）立法权转授的形态按照授权主体来划分，立法权转授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全国人大将其某项专属立法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后者又将其转授给其他国家机关。
第四，禁止权力转授并不是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情形，在特定情况中是否适用该原则取决于法规本身授出的权力的性质。[1]毋庸置疑，授权立法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国外有法官直言立法机关离开了授权立法将一事无成。
[60]参见张婉苏：《从税收法定到税收法治的实践进阶——以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为中心》,《法学研究》2023年第1期,第165页。因此，立法权的层层转授成为了一种最为实际的做法。
如美国法上的禁止授权判例涉及的授权立法几乎都是法条授权立法。（二）事中避免：运用跨层级授权避免立法权转授与授权立法一样，在以下几种情形中可能非常需要运用立法权转授技术：（1）授权立法主体缺少足够的决策信息或者立法能力，只能将立法权转授给更为合适的立法主体。
